5月4日，丁珏(右二)第二次执飞“共青团”号航班。上一次，在疫情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她和同事们执飞“共青团”号，火速驰援武汉。石天伦/摄

每次执行包机驰援任务前，利凌(右一)总会和同事们进行周全的准备，确保圆满完成任务。吴双桐/摄

为了让凯旋的白衣天使轻装出行，唐瑞娟主动当起行李运转员，做好第一时间转运医护行李的准备。魏婉平/摄

只要接到测温排查任务，许分河就穿好防护装备，拎起急救箱马上出发，对所有进出港旅客实施体温检测。张蒙/摄

为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提升保障效率，侯磊(左一)和马文浩时常聚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张毓/摄

在吴晨阳(右一)看来，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边有奋战的同事和团队支援，因此他一点也不害怕。马齐岭/摄

5月4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东航”)乘务员丁珏就早早来到公司进行准备。与往常不同的是，她要执行的航班有一个特殊的名字——MU5401“五四101共青团号”航班。

起飞前的准备室里已是一幅忙碌的景象。在丁珏的带领下，执行MU5401的机组成员佩戴团徽，在团旗下郑重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现场很多人的眼眶都已被激动的泪水沁湿。

这是丁珏今年第二次执飞“共青团”号航班。在她看来，今年的五四青年节有种特殊的意义。

在疫情形势最紧张那段时间，她主动递交请战书，带班由共青团干部组成的乘务组，执飞“共青团”号火速驰援武汉。那些情景她仍然历历在目。

“在疫情最严重的2月和3月，我身边很多年轻同事都主动请缨，奔赴一线，执行抗疫驰援任务。”丁珏告诉记者，疫情带来的磨炼和考验让大家快速成长。

实际上，在这次抗击疫情的“大考”中，各机场、各航空公司的85后、90后青年员工不仅迎难而上，毫不退缩，还迸发出了属于当代青年的能量和智慧。

无论是执行运送医护人员、医疗物资的飞行任务，还是在公司各个疫情防控检测点进行志愿服务，从空中到地面，从互联网线上到基层社区，活跃的民航青年捍卫着万米高空的防疫战线，也留下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背影。

46天3次跨国包机驰援

“亲爱的爸爸妈妈：一年又一年，又到除夕时。疫情肆虐，看到全国各地的医疗队赶赴武汉支援，我不禁想到，此刻有很多家庭和我们一样不能团聚。但正是这些人的缺席，守护了其他人的团圆。因此，我为自己的选择感到自豪。”

这是90后飞行员利凌在除夕那天留给父母的一封信。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这位东航上海飞行部飞行员第一时间递交请战书，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选择回公司待命，随时准备驰援湖北。

“17年前，SARS疫情发生时，我还是一个初中生。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在众多一线抗疫英雄的保护下，才平安长大。”利凌感慨说，17年后，自己已经步入而立之年，到了该“挺身而出，贡献自己力量”的时候。他在请战书中写道，“请公司让我执行抗疫一线的航班，我有信心、有能力圆满完成交给我的一切任务。”

有同事评价说，这位年轻飞行员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凭借超过5400小时的飞行时长，利凌已是波音B777机型报务教员和资深副驾驶，他也成为此次东航上海飞行部驰援任务的“顶梁柱”。

2月19日13时02分，利凌和两名同事经过充分的准备，运送上海市第八批援鄂医疗队266名医护人员和9.4吨医疗物资，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奔赴武汉，飞机于当日14时21分安全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那是疫情发生后，东航运送上海市医疗队和抗疫物资最多的一天。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医疗队和各类物资，极大地缓解了当地医院人手不足、物资紧缺的情况，为接下来防疫形势的持续向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忆起那段经历，医护人员坚定的目光给利凌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回忆说：“登机后，我发现许多医务人员看着跟我年纪差不多，有的看上去比我还小。这次任务面临着多大的风险，他们应该比谁都清楚，但他们仍然为了拯救生命而勇往直前。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往前冲呢?”

3月18日，由于国外疫情暴发，利凌和其他5名同事“万里逆行”，将中国第二批援意医疗组的13名专家和17.3吨防疫物资安全送抵米兰，有力地援助了意大利人民抗击疫情。

“当我们的航班降落于米兰市马尔彭萨国际机场时，意大利机场工作人员高举着欢迎横幅，早早在机场等候我们。那一刻，我心里既感动又骄傲。” 利凌翻开手机相册回忆说，当地同事向他翻译了横幅内容，“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同一棵树上的树叶，同一座花园里的花朵”。

4月5日，利凌和同事们执行了MU551“客改货”包机任务，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运送24吨抗疫物资飞往伦敦希斯罗机场。

通常情况下，执行完国际航班飞行任务的机组成员需要休息一到两天，休整好了再返航。但由于当时防疫形势严峻，他们到达伦敦后来不及休息，当晚就踏上了回国的归途。

连续飞行22小时的国际航班，这对飞行员的精神、身体状态都是不小的考验。但利凌却把它看作自己飞行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经历。“作为一名年轻飞行员，这样高难度的跨国驰援，也是自己锻炼飞行技能、提升综合能力的实战机会。”

按照规定，执行包机驰援航班任务后，机组要统一隔离14天。46天中，除了3次跨国包机驰援，利凌最熟悉的地方就是隔离点。总有同事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不是在隔离，就是在隔离的路上。”这位90后小伙对此总是一笑了之。“我单身，没啥后顾之忧。”这是利凌主动请战时最常说的话。

最后一次隔离接触后，他在朋友圈写道：“我不是医生也不是科学家，我不会医治患者，也不能研制疫苗……但作为一名飞行员，我可以为那些医生、患者送去他们急需的帮助，为同胞们架起希望的桥梁。”

“我们90后真的长大了”

最近，“双喜临门”的吴晨阳脸上笑容总算多了起来。一是摇了几年的新能源汽车指标终于中签，二是作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国航”)地面服务部全球行李服务中心行李查询员，他收到了第一批突击队的“录取通知书”。

“要知道，报名参加可2000多人，我能被选中绝对是很大的幸运。所以两件事情在一起就是双喜临门!”回忆起那段经历时，吴晨阳的目光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

“我将这次特殊的工作看成是对自己的一项挑战。”他说，能有机会完成突发任务，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历练。

由于当时北京首都机场D区航站楼的客流量大，防控任务重，一开始，比以往多出许多倍的工作量还是让吴晨阳捏了把汗。

国际航班进港后，所有行李都必须逐一进行消毒处理，宽体机的集装箱也会整体消毒。所有消毒过的行李被送到吴晨阳手中，由他和同事按直达行李和中转行李进行区分。中转旅客行李要按照中转航班情况进行装机，由于旅客人数太多，直达北京的旅客提取行李也需要分批指引。

“以前，中转行李是由系统统一分拣到各个登机口，省时省力，但为了避免国际航班进港旅客提取行李时进入其他区域，我们必须以人工搬运的方式进行行李装卸。”吴晨阳告诉记者，这样一来，腰酸背痛也成了家常便饭，但一想到为了降低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就觉得“吃一些苦还是值得的”。

面对发生破损的行李，吴晨阳还会拿出纸笔，为旅客制单并做好记录，以便后续处理。“不能因为防疫就降低服务质量。”吴晨阳表示，越是危急关头，越要注重服务的品质。

阻击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自从成为航站楼的“突击队成员”后，吴晨阳总会被身边的亲朋好友们问到一个问题——害不害怕?

吴晨阳总会摆摆手告诉他们：“一点都不怕。”

“我妻子和很多亲戚也是医护人员，他们都在为疫情防控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作为一名地服员工，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我没有任何理由躲在后面，以害怕为由逃避责任。”吴晨阳坚定地说，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身边有很多和我一起奋战的同事，身后也有强大的团队支援。”

平日的闲暇时光里，吴晨阳很喜欢读书，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物尽其所用，人尽其所为”。尽管90后曾被人评价为“娇生惯养的一代”，但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吴晨阳和其他年轻同事用汗水、用实际行动为自己正名：“90后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我们长大了!在关键时刻，新时代民航青年经得住风雨，扛得住事，也顶得上来。”

坚守在疫情最严重的“风暴眼”

作为湖北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国内客运室值机员，唐瑞娟一度想不起来自己已经有多少天没回家。

春节前，唐瑞娟已返回了襄阳老家，准备和家人享受团圆时光。随后疫情暴发，前往武汉的公共交通大多暂停。“当时身边有朋友劝我，现在交通不方便，武汉也很危险，你就待在家中，这样最安全。”唐瑞娟回忆说。

但是这个刚刚20岁出头的小姑娘却选择离开“舒适区”，逆行前往疫情最严重的“风暴眼”。2月2日，唐瑞娟主动请战，提前返岗。

返回前，唐瑞娟从网上得知武汉协和医院医用物资紧缺，便将自己网购的20只口罩快递给医院。她在便条上写着：“我并不是前线的医护，但在这特殊时期，还是希望能略尽绵薄之力，哪怕是做一些微小的工作。”

返岗第一天，她就迎来了运输保障的高峰，唐瑞娟主动要求加入引导队列。当天保障中，她不断奔波在保障引导一线，连续走了8个小时。“第二天我才察觉双腿都肿了，酸疼不堪，但这也是我的‘勋章’。” 唐瑞娟笑着说，自己不曾后悔当初的选择。

4月初，随着疫情好转，驰援湖北的各地医疗队开始陆续返程，唐瑞娟又担起了打印登机牌的工作。

与此同时，为了让白衣战士们轻装出行，唐瑞娟主动当起行李运转员，提前守候在航站楼外，做好第一时间转运医护行李的准备。

一车一车地往值机柜台前迅速推送行李;贴心细致地为行李粘贴优先标识;打包加固小件散装行李……唐瑞娟的工作既琐碎又繁多。她却说：“能为拼命保卫湖北、保卫武汉的白衣天使们保障行李，是我最大的荣幸。”

同样坚守在“风暴中心”的还有湖北机场集团消防救护支队医疗急救站年轻护士许分河。

1月14日，接到武汉天河机场启动全面测温的通知后，原本休假回家照顾生病奶奶的许分河，备好了药，又反复叮嘱了几遍，便急匆匆地赶回武汉。

“说实话，离开家的那一刻心里有些内疚，有些心酸，也有些不舍。”许分河坦言，作为武汉天河机场医疗急救站的一名共青团员，自己深知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这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和使命”。

面对日益严峻的防控形势，守护武汉天河机场这个航空枢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返岗第一天，许分河就投入到一线排查、转运等工作。

一接到测温排查任务，许分河就穿好防护装备，拎起急救箱出发，对所有进出港旅客实施体温检测。一旦发现体温异常就要按照流程上报、隔离。“绝不漏一个发热病人，既是我的军令状，也是责无旁贷的使命。”

1月23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所有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也都全部停止运营，这为机场员工的上班通勤出了难题。在得知有同事暂时无法赶到机场时，许分河主动提出：“我帮你们上。”

从疫情暴发到武汉成为“低风险地区”，在这漫长的4个月中，许分河一直驻守在天河机场。同事们时常能在凌晨的航站楼看到她的身影。“刚穿上隔离服的大汗淋漓”“深夜寒风吹过后满身的寒意”都是她那段日子的工作写照。

“我守在这个往日熟悉的航站楼里，站好急救护士这班岗，就是为武汉重新按下播放键作出一点贡献。”许分河笑着说，航站楼客流量已经渐渐多了起来，“以前，航站楼最常见的一幕就是，大家满脸洋溢着的笑容，与接站亲友拥抱。我相信，那一天就快到了。”

筑牢这道“国门”防线

“各单位，运控中心，首都机场国际分流航班CA910预计落地时间8时26分，机位206，请各单位做好保障……”伴随着运行控制中心通报的航班信息，石家庄机场保障的第二架经停分流国际航班马上降落，各项保障工作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下简称“大兴机场”)运行管理部应急管理业务经理侯磊早早来到石家庄机场指挥室，了解航班相关情况。2018年，侯磊就是从这里被调往大兴机场，先后参与了这座“新国门”的运营筹备、投运开航等一系列工作，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他一直坚守在大兴机场前线，直到这次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3月19日，国家5部门联合发布公告，为降低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决定调整目的地为北京的部分国际航班从天津、河北、内蒙古等地机场入境。一时间，北京周边省市机场因缺乏国际航班疫情防控经验，面临保障压力陡增的困境。

为此，大兴机场选派了一支专业技术过硬的年轻骨干队伍，支援石家庄机场，保障分流到那里的国际航班。侯磊就是这支队伍的领队。

3月22日下午，接到支援石家庄机场经停分流国际航班保障工作后，侯磊当晚就赶到石家庄机场。他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现场，迅速摸清状况，与曾经的同事们一起挑灯夜战，研究完善保障流程。

3月24日，侯磊从凌晨4时开始一直在指挥室和应急会议室之间奔波，针对遇到的突发情况，根据大兴机场的运行保障经验与同事们一起商量解决办法。19时45分，看着首个航班顺利起飞，侯磊却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首个航班保障花费了近13个小时，因此，“如何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提升保障效率”成为摆在侯磊面前的主要问题。

“从大兴机场投运开航和疫情防控工作成效来看，只有更好地发挥机场AOC在疫情防控中的指挥调度作用，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在侯磊的建议下，石家庄机场迅速调整优化“(省市)前线指挥部-(机场AOC)执行指挥部-(机坪)现场指挥部”三级指挥体系，确保任务部署及时传达，现场情况实时反馈，应对措施随时调整。

和侯磊一样，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运行管理主管马文浩顶着浓重的黑眼圈，提前出现在了执行指挥部中。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一个监控画面上，那是他们这几天的工作成果——在1号航站楼的一座模拟客舱。今天，它将迎来第一批旅客。

3月23日下午，接到支援石家庄机场经停分流国际航班保障任务后，马文浩和其他4位同事顾不上回家拿上常用生活物品，直接从大兴机场统一乘车前往石家庄。当天22时抵达后，他们直接投入到了第二天的保障工作中，衣物都由家人通过快递寄到了石家庄机场。

第一个航班保障结束后，马文浩在深夜的复盘会上和同事们认真回顾保障工作，拥有一线丰富经验的他，敏锐地察觉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应该进一步细化楼内区域分布，将防疫工作区划分成处置区、缓冲区、安全区，以此来缓解工作人员工作时长和感染风险的问题。”马文浩一针见血地说。

因此，在航站楼内建设一座模拟客舱，将原本需要在密闭的客舱内完成的旅客检疫分类工作平移至航站楼内，成为提高旅客下机效率的关键。敲定下设计方案后，马文浩与航站楼管理部工作人员就投入到了虚拟客舱的设计搭建工作中。

搭建虚拟客舱只是马文浩工作的开始，根据流程的优化，马文浩基于现场记录下的问题线索和前期踏勘情况，迅速编写完成《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航站楼保障方案》，进一步优化了工作人员在1号航站楼各环节的保障流程，并制作了流程图，让保障流线更清晰。同时开始帮助航站楼管理部进行航站楼保障指挥中心搭建工作。

在马文浩身前的桌子上放着航站楼航班保障关键节点清单，它分为准备阶段、保障阶段和结束阶段三个部分，里面细致列明了航站楼保障工作的各个关键节点。这是他根据大兴机场丰富保障经验连夜与同事一同梳理出来的，今天他要记录现场工作时间节点和补充完善工作内容，更好地优化和固化保障流程和保障方案。

3月28日8时26分，CA910航班顺利降落。为了提升救护车保障效率，飞行区管理部在飞机旁划设了可以满足50辆救护车停放的停车位，并对救护车停放进行了周密安排。由于救护车司机是第一次进入机坪，飞行区管理部还提前对他们进行培训，并发放提示单。

8时51分，旅客开始陆续下机。经过卸货、平载等一系列程序后，12时12分，CA962航班从石家庄机场起飞前往北京，此次保障时间从13个小时缩短至不到5个小时。

从3月23日到4月20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包括侯磊和马文浩在内的6名大兴机场年轻业务骨干与石家庄机场工作人员一起保障了8个航班、1474名旅客和机组人员……但他们提供的帮助并不仅仅如此。

在国际航班保障之余，6名年轻的专业人员一边协助修订完善相关保障方案，一边与相关部门员工开展深入的业务交流，将大兴机场的保障经验分享给更多人。

支援期间，侯磊参与编写了《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疫情期间国际备降航班专项保障方案》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入境旅客接续转运保障工作方案》，还通过面对面交流、云会议培训等方式，向运行控制中心干部员工介绍大兴机场在投运开航及运行初期的运行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组织架构、职责分工等方面的经验。

在马文浩的指导帮助下，航站楼管理部制定了工作岗位清单和工作检查单，搭建起了航站楼国际航班保障指挥中心。通过对保障期间工作耗时、关键节点分析完善，一个国际航班航站楼的保障模型初步成形，并通过可视化模型不断提升效率。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侯磊认为，通过此次分流国际航班保障中的同心抗疫，京津冀机场沟通交流更加深入，协同运行更加顺畅。

当然，他们也用实际行动守住了防止境外输入的防线。“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我们不仅要对旅客的平安出行负起应有的责任，更要保住来之不易的‘抗疫果实’。”侯磊说，“我们民航的年轻一代经过长期的锻炼和疫情的磨炼，已经足够强大和成熟，中国民航事业的安全、快速发展就请放心交给我们。”

很多人说，经过这次特殊战“疫”的洗礼，身边年轻人似乎“在一夜之间长大了”。在祖国的万米高空，在各地逐渐忙碌起来的机场，这些仍带有些许稚气和天真的青年，已经带着“奋斗”“拼搏”和“奉献”的成长勋章，悄然接过老一辈民航人手中的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