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君的话

病毒不仅在侵蚀着人们的身体，也在侵蚀着广大青年群体的心灵。疫情暴发以来，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里，志愿心理咨询师们同样冲锋在前，守护着青年朋友们的心灵防线。

2月24日，重庆心理援助医疗队出发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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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这将有别于往日里的每一次心理咨询工作。”

李冬鹤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她的心理咨询工作室在襄阳市襄城区新城湾路23号的不远处。

疫情暴发以后，李冬鹤不得不把办公的地点搬到自家阳台，工作方式也完全变成线上沟通与电话交流。

让李冬鹤印象深刻的求助者中有一位60岁的老人，她所在的小区有数例确诊患者。原本老人的心理调节功能一直不错，焦虑一直在承受范围内，可随着小区内出现因病情恶化而死亡的患者，那种焦虑与恐惧感一下子就打破了老人的心理限度。

“她怕家人担心，所以不愿意和家人过多表露自己的心理活动。除了与老人达成有效的沟通，我还会肯定她为自己心理调节所做出的努力，并鼓励她与家人进行更多的交流。”

李冬鹤还接到过一位高中在读生的求助电话，随着疫情的发展，这位求助者对各类疫情消息产生了强烈的漠视感和烦躁感，以至于她对自己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产生了厌恶。而受疫情影响，学校开展的线上授课模式，也让她无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实际上，她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一种变相的自我隔离，这是大部分人在面对重大的心理压力下会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而她对未来的顾虑，则是由于学业的压力与疫情的暴发产生了某种对接。”

李冬鹤建议她试着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烦躁。

几天后，李冬鹤再次接到电话，那位高中在读的求助者告诉李冬鹤，自己感觉好多了，上课的时候注意力更能集中，原本总是写不出作文，现在也能写出来了。

在成为心理咨询师之前，李冬鹤在襄阳市中心医院工作了15年，120急救中心、重症监护室、感染科全部留下过她的身影。

李冬鹤向记者解释，虽然有相应的医学知识，但是对于完全陌生的新冠肺炎，她需要提前做更多的准备，“我感觉这将有别于往日里的每一次心理咨询工作。”

1月26日，大年初二，李冬鹤就开始通过一些心理服务平台，提供疫情期间的公益心理咨询。为了保证每一个求助者可以得到最优的心理辅导，每天的工作，她会定时定量控制在4个小时内。

在接线的过程中，李冬鹤发现焦虑和恐惧是当前人们共性的部分，往往来电的求助者会更严重，有的甚至会有各种明显的身体反应。

然而，在这场重大疫情危机面前，心理咨询师都没有太多经验可循，“我无法完全确定，向我寻求心理咨询的求助者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在这种人人无法回避的危机之下，求助者的问题不仅源于心理应激和压力，还会有很多医学知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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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喻永婷的求助对象又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一线医护人员、基层公职人员开始成为寻求帮助的新主力。”

同样作为心理咨询师的喻永婷，现在是西安市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和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的志愿者。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喻永婷从大年初二开始，通过线上平台进行免费的心理援助热线服务。

喻永婷对这场战疫中求助者群体的变化有着更清晰的感知。

有一个一线的年轻护士，在向喻永婷寻求帮助时，一直处于极度内疚的状态。“可能是刚目睹患者在痛苦中离开，她特别自责，始终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不光是她，很多一线医护人员对自己的担心与焦虑并不多，更多地是对患者、对工作，他们呈现出一种完全忘我的工作状态。”

“最开始寻求心理辅导的助力是身处疫情中心的居民，他们的心理基本都处于极度紧张和无助的状态，那段时间，在咨询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我们一家人只能在家里等着，什么也做不了，人出不去，医院也进不去’。”

转变是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投入使用后开始出现的。

那些天，寻求帮助的主力逐渐变成疫区外的群体，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心理状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最近，喻永婷的求助对象又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一线医护人员、基层公职人员开始成为寻求帮助的新主力。“我能够特别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压力与疲倦，以及对家人强烈的愧疚感。”

喻永婷从业多年，也是第一次面对如此严重的应激干预工作，她觉得一切都不太一样。

“以往我们进行的心理咨询，是一个长线的过程。可现在，时间短，任务重，这已经不是心理咨询，这更像是一场心灵急救。”

现在，喻永婷仍在不断为前线退下的“战士们”提供心理咨询。她告诉记者：“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终将迎来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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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面对烧开的水，我们能做的仅仅是撇去水沸腾时产生的浮沫，可我们改变不了水沸腾的状态。”

武汉人汪文博记得自己为一位援助湖北的年轻医生做过心理辅导，“求助者不是呼吸科的医生，平时穿的防护服和疫区内的标准并不一样，他在进入疫区的前一天，练习穿脱防护服不下20次，可还是不放心，我能感觉到他是害怕的。但他没有办法，他还要去救人。”

汪文博是在2010年开始学习心理咨询的，他的心理咨询启蒙，伴随着老师们对汶川地震时心理援助的自嘲，“说实话，当年我们做得并不好。我是听着失败的例子开始学习的，所以在大学时期，我就对应激心理干预中的‘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有着更多的了解。”

在汪文博看来，危机状况下产生的焦虑情绪，很多是无法改变的。“在疫情面前，对于那些处于现实危险中的人而言，除了陪伴，我们能做得真的很少。就像面对烧开的水，我们能做的仅仅是撇去水沸腾时产生的浮沫，可我们改变不了水沸腾的状态。”

此刻，汪文博还在这条心理急救线上为自己的城市战斗。他告诉记者：“这场战斗轮到自己了，我是武汉人。”